明太祖朱元璋，以布衣之身，提三尺剑，在元末乱世，斗败群雄，终成九五至尊，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功在千秋，但是建立明朝的这一辈人是生长在一族的统治之中，难免会沾染胡人的风气，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专制气氛的浓厚，不可否认，历史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规律的，但是一些历史伟人个人性的意识也会对历史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例如朱元璋的出身的问题，朱元璋出身在佃农家庭，并且在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他当过和尚，到处云游化缘，说好听点是化缘，说难听点就是乞讨，因此就造就了朱元璋外在豪杰仗义，扶危救困，具有胆识，因此他的身边能聚集一批文臣武将为其所用，但是在朱元璋的内心，他是一个及其自卑的人，而自卑的人为了掩饰他的懦弱往往有表现的极端的自尊与自负。自卑表现就是往往因为某些贺表中出现比如曾，则，这样的字眼往往就会人来杀身之祸，具体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在这里展开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胡奇光先生的《中国文祸史》。而表现在法律思想上就是：
　　明初刑乱国用重典
　　因为朱元璋的性格原因，和当时的社会是经过了胡元的统治，因此和同样是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王朝汉与唐不同，汉与唐在建立之初都是约法省禁，但是一朱元璋为首的明初统治集团认为元末的社会动荡主要原因是政治过于宽纵姑息，造成天下大乱，因此有必要援引儒家“刑乱国用重典”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朱元璋发动了明初三大案，即经济领域的郭桓案，空印案，政治领域的胡蓝案（即丞相胡惟庸谋反案和大将蓝玉谋反案），都牵扯甚广，　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这个数字同样可能是从《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说 “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因为朱元璋曾经长期身在下层，深受贪官污吏之害，因此异常的痛恨贪官，所以在朱元璋当皇帝之后，对贪污腐败现象，基本上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肃贪力度之大空前绝后，可是腐败分子还是前赴后继,这是我们现在值得深思的.